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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5章（第2页）

在历史上，这一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按照日本史书《善邻国宝记》的记载：“天智天皇三（664）年四月，大唐客来朝。大使朝散大夫上柱国郭务悰等卅人、百济佐平祢军等百余人到对马岛。遣大山中采女造信侣、僧智弁等来，唤客于别馆。

于是智弁问曰：“有表书并献物以不？”使人答曰：“有将军牒书一函并献物。”乃授牒书一函于智弁等而奉上，但献物检看而不将也。”

文中的天智天皇就是中大兄皇子，当时他还没有登基，唐国使节郭务悰（朝散大夫是散官，上柱国是勋官）与同行的百济人祢军（佐平是百济官位）的到来让中大兄皇子错愕不已，就派出采女造信侣（大山中是冠位，日本冠位二十六阶”中的第14等，大致相当于后世的从五位下官位，可谓与大唐正使郭务悰品阶相当）、僧人智弁两人前去询问，僧人智弁从郭务悰处得知，这批使者代表的并非大唐皇帝高宗，所携只有“将军”的牒书一函和献物（这里的将军应该就是熊津都督府都督刘仁愿），便取牒书转呈大和朝廷，而对于献物只作验看而没有受取。倭人的态度十分谨慎，因为他们实在不能猜透郭务悰的真实来意，也一时决定不了该如何应对唐使。

刘仁愿派出使者的目的大概有一下几点：第一、打探列岛政治军事动向。“白江口之役”后有大批百济复国军残余骨干力量随倭军逃往列岛，他们也能预见到这些流亡者在短时间内一定狼心不改，时刻寻找机会与潜伏在百济本土内的同谋者们联合起来反扑。

因而，镇守将领们派遣具有相当地位和工作经验的唐人郭务悰以及在前百济地位较高的祢军一道出使列岛，是希望倭人能够以较高规格接待他们，让他们能够进入倭国，从而方便更多地了解百济复国军流亡分子的动向以及倭国内部的状况、对外态度和可能采取的军事举措。

第二，刘仁愿等以自己的名义向敌对的倭国遣使无疑带有挑衅性，甚至是有意降低倭国的外交地位。之前，倭国已经派出过几批遣唐使，至此时仍有不少留学生和学问僧在中土生活着，而隋唐两朝也都由皇帝亲自下旨出使过倭国，早就建立了一种国与国间宗主与藩属的不平等外交关系。

而刘仁愿等人不过是大唐在百济的军政长官，充其量只是地方官员或派出的军事统帅，并不能代表中央政府，更不能代表皇帝。他们向倭国下达牒书显然是想建立一种大唐地方政府与倭国间的准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国与国之间应该存在的，如果倭国接受了这种规格就等于承认本国将接受大唐百济都护府的节制，从而失去了直接与大唐皇帝交涉的资格。这对刚刚战败的倭国上下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第三，郭务悰等人的来访也具有一定的安抚作用。虽然刘仁愿等通过这次遣使试图降低倭国外交地位，但同时献物并致牒书也是一种尝试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双方问题的表示。

刘仁愿牒书中的言辞应当是比较适中的，否则必然会激怒倭国而留下某些相应的记载，牒书的内容大致也应当是对倭国摆明大义并希望其不要一意孤行下去。

终究此时百济本土的经济民生还需要复兴，而控制百济更为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对高句丽作战时减少来自南方的困扰并开辟南线战场，征服大海远隔的倭国并没有被放到大唐的议事日程上来。

所以，对倭国进行必要的安抚，主要是为了杜绝倭国取代百济而成为大唐讨伐高句丽的绊脚石，都是很有战略价值的。最后，郭务悰、祢军等访日带有试探性，也想为日后建立由大唐一家主导的新的东北亚世界格局打下一定基础，同时开始培养一些熟悉东北亚外交工作的官员，以便进一步展开纷繁的外事活动。

而历史上当郭务悰、祢军等来使的具体情况报入大和，然而以中大兄王子、中臣镰足等为首的倭国朝廷上下一时半会儿竟然拿不出应对的办法来，只好将此事暂时搁置，而郭务悰等130余使人也就在西海道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直到四个月之后，也就是当年9月，才得到回复。

第322章真实的历史（二）

《海外国记》中记载：“九月，大山中津守连吉祥、大乙中伊岐史博德、僧智弁等，称筑紫太宰辞，实是敕旨。告客等：“今见客等来状者，非是天子使人，百济镇将私使。亦复所赉文牒，送上执事私辞。是以使人不得入国，书亦不上朝廷。故客等自事者，略以言辞奏上耳。”

给与郭务悰正式答复的主管是津守连吉祥，之所以由他负责显然是因为他5年前担任过遣唐副使，觐见过唐高宗，与唐人交涉经验丰富，可以算得上一名外交家，而官位和先前的采女造信侣一样为大山中。伊岐史博德就是之前与津守连吉祥一同赴唐并为后世留下重要史料《伊吉连博德书》的伊吉连博德（本书中成了主角的手下），此次又作为津守连吉祥的副手，后世著名的外交官。前番接待过郭务悰的沙门智弁同在接待人员之列，带有引导者的意思。

三位接待使向郭务悰、祢军等宣布了大和朝廷的旨意，但是却谎称此乃筑紫太宰的答辞，这是的筑紫大宰正是闻名海东的水军大将安倍比罗夫。旨意称，郭务悰等并非唐高宗所命，而是百济镇将刘仁愿等私自委派，因此不能构成国事外交规格，倭人拒收牒书物品，也拒绝唐使进入国门，只能口头传递文辞并由筑紫大宰做出相应的私人答复。

中大兄王子、中臣镰足等想出如此应对策略可谓煞费苦心，实是一举三得：第一，不使唐使进入，防止其借机窥探倭国内情；第二，不以朝廷名义与百济镇将私使交涉，而以地方官僚筑紫大宰出面，识破了刘仁愿意欲降低倭国国际地位的阴谋；第三，未将唐倭交往之路堵死，其实是暗示如果高宗下诏来访便会得到相应待遇，也是为两国关系和解打了个伏笔。如此一来，刘仁愿等带有恶意的两个意图都没有达成，而安抚及改善外交关系这两项有利于双方的目的得到了满足。中大兄王子、中臣镰足等高明的政治策略实在令人叹服，竟然让郭务悰、祢军陷入了被动，唐使和百济送使居然不知所措起来。

十月初一，大和朝廷下敕发遣郭务悰等，这就是说倭人下达了逐客令。当日，中臣镰足遣沙门智祥赐物给郭务悰；四日，又设宴飨赐了唐使和百济使。这些都是为了欢送唐使归国，希望两国关系能够进一步改善。可是郭务悰等仍不死心，竟然无视倭国的发遣状，滞留在西海道迟迟不肯离去。这一拖又是两个多月，暂且不提。

与此同时，唐在百济的镇兵却出现了问题，由于府兵制的问题。唐在百济的镇戍兵士是要定期轮换的，即番代。而原先平定了叛乱的老兵在百济已经呆了三年多了，归心似箭，而由于朝廷对大唐对于镇兵的优待大不如前，致使百姓积极性明显下降，富贵多力者皆不愿从军，而官府征发时又缺乏统筹，使得从征军士自办衣粮不足，替换的镇兵不足，这无疑削弱了百济唐军的实力。

是年十二月，倭国朝廷再次下达逐客令，要求郭务悰等人速速离去。《海外国记》载：“十二月，博德授客等牒书一函，函上著镇西将军：“日本镇西筑紫大将军牒在百济国大唐行军总管。使人朝散大夫郭务悰等至，披览来牒，寻省意趣。既非天子使，又无天子书；唯是总管使，乃为执事牒。牒是私意，唯须口奏；人非公使，不令入京。”

不难看出，这次的文牒与九月份那次内容差不多，但言辞却严厉了不少，显然中大兄皇子已经意识到百济唐军与己方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对自己有利的变化，自然态度也随之改变。

王文佐虽然在穿越前并没有阅读过上述那些史书，但他有两点却是远远胜过了历史上的唐军将领们：一、通过舍利子和柳元贞的渠道，他已经获得了倭国抚慰大使的官职，历史上刘仁愿他们那样只能以熊津都督府的名义派出使者，中大兄皇子只需派一个对等文官将其堵在北九州。而王文佐派出的使臣代表大唐天子，中大兄皇子必须让其进京接见，否则就是对大唐不敬。而只要进京之后，各种分化瓦解，拉拢收买的伎俩就用得上了。

其二，由于物部连熊和守君大石在白江口之战中的倒戈行为，进入白江的倭人舰队基本全灭，失去了舰队之后，除去跟随安培比罗夫去援助任存山城的数千人，中大兄皇子派来百济一共四批远征军都被迫向唐军投降。王文佐手中有数万被俘的倭兵以及物部连熊、守君大石等熟悉倭国内情，一心想要打倒中大兄皇子的倭国豪族，对于王文佐倭国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了。

这也是王文佐这么轻易的就答应了定惠和伊吉连博德请求的原因。从始至终，他都没有把征服倭国作为自己的目的，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中大兄皇子赶下台，阻止大和律令制国家的形成。唐代虽然有长安、洛阳东西两都，但实际上还是一个以关中地区为核心的帝国，换句话说，唐和宋、明、清乃至现代中国相比，他的政治经济重心是要更靠西北的。加上地理变迁的因素（比如辽泽的存在，辽西走廊通道唐代比现代要狭窄，更容易受海潮侵蚀），河北的独立倾向，唐代在东北方向的最大自然疆界也就是辽东辽南地区、朝鲜半岛北半部。

如果对更遥远的地区进行以扩张领土为目的的军事冒险，即便取得短时间内军事上的胜利，长远来看统治成本也会太高，结果多半是为他人做嫁衣，历史上唐对百济的征服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仅仅在平定百济之乱后不到十年，在唐与新罗之间就爆发了新的战争，双方都声称自己一方取胜，但结果是唐放弃了百济故地和一部分高句丽领土，新罗向唐请罪，双方以大同江为界限划分边界。虽然不知道战场上谁赢谁输，但从结果看显然新罗人达到了大部分目的。更不要说高宗授予王文佐倭国抚慰大使官职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可以全力消灭高句丽，如果引发唐倭战事，耽搁了对高句丽的攻略，那恐怕王文佐就要立刻面临解职问罪了。

第323章长安人

既然王文佐的目的只不过是阻止倭国向律令制国家的转变，那他实际上与绝大部分倭国豪族来说其实并没有什么利害冲突，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大兄皇子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从后世来看，所谓的“大化革新”、“天皇律令制国家的形成”就是以大唐国家为模板，废除旧有的世袭氏族贵族制度，建立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国家。

简单的来说，在此之前，大和国家的每个大氏族贵族都是一个小天皇，他们拥有自己的领地、自己的部民、自己的军队，自己的信仰（主要是祖先神），天皇（其实当时应该叫大王）只不过是他们当中最强大的一个。而大化革新之后，天皇成为惟一的权力来源，氏族贵族们的领地部民军队信仰都被剥夺，他们必须由天皇授予官职来保证自己的利益。显然，在向律令制国家的转变过程中，原有的氏族贵族是利益受损者，只要王文佐能够申明实情，那要击败中大兄皇子就很简单了。

在当时的状况下，能够参加使团前来大唐的肯定多半来自倭国的氏族贵族，俗话说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阶级的阶级，即便他们当中有人主观上支持中大兄皇子的改革，但客观上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至少不会反对自己所在阶级的利益。他们回到倭国后只要能起到一个传声筒的作用，将王文佐反中大兄皇子，不反大和，反对律令制国家，确保世袭氏族贵族利益的态度传播开，那就足够了。

长安西市。

麟德元年正月十九日上午，狂暴的北风在长安城的朱雀大街上怒吼，被风吹集在一起的灰暗云块，使天空显出一片惨淡景象。细小的雪花缓慢地飘落在潮湿而又污秽的石头铺的街道上。

等待着集市开门的人们，东一堆，西一堆的聚集着，无聊的扯着闲篇。由于下雪的缘故，大多数人都站在各种大建筑物的拱廊下，尤其是祆庙的前廊更是站满了人，这座庙宇是一座宏丽的建筑物，其前半部分一座宽阔的拱廊组成，两边是成排的瑰丽的圆柱，从那座主要的拱廊那儿又分出两座侧翼拱廊。在祆庙后不远处则是一座巨大的粮仓，像这样的粮仓在东市也有一座，依照规矩，东西两市的粮仓是预备不时之需的。在这儿，雇主和工匠，兑换钱币的商人，商贾和官吏，都混杂在一起；他们东一小堆西一小堆地站着，商议着各自的事情。人群不断地来来去去，发出一阵阵喧闹的话声，仿佛一个巨大的蜂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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