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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得通？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以英国人的公平守法，竟没有人能提出一个周详的折衷方案，为众人遵循？

这问题似乎可在中国民国初年的无政府形态中找到一个类似的解答：中国军阀时代，也有很多人发出无数通电和宣言，也前后写过不少约法和宪法，而这中间最大的问题，则是撰写者以一种理想的境界为标准，没有认清自己的立场，也就忽略了这时候政府本身是一个社会上的游体（foreign　body）。所以问题的症结不在权力如何分配或执权者应受何种监视，而是在上层的理念如何有效的传达于下层。此时除非社会整个改组，否则财政与税收无法合理化，表面上的公平守信并没有实际上的意义。英国之在17世纪，也和中国在20世纪一样，正由一个旧式农业体制转入一个新式的商业体制。除非农村里最基层的结构也能适应商业管理之法制，否则实在无法可遵循，也非单指责执法人员不守法就能解决问题。

克伦威尔在1658年9月去世之前，担任英国之独裁者达9年余，最后5年称“护国公”（Lord　Protector）。拥戴他的军人也让他自立继承人，他以自己的儿子理察（Richard）为第二个亦即最后一个护国公。英国有史以来为共和国的时间一共只有11年。其中为护国之5年，实际为变相之君主制。

克伦威尔取得政权之后，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宪法基础。“尾间议会”不合作，他亲自率兵去解散议会，他自己召集的议会，也发生查理一世同样的困难。他取消上议院，后来又重新组织了一个上院。克伦威尔也重颁爵禄，很多受封荣衔的人是他的亲戚家人，部曲徒从。护国实质上是军事统治。全国划为11个军区，每个军区派一位少将监理，综揽境内治安收税以及监督民间日常生活之事。均平主义者为提倡全民平等，到处散发传单，克伦威尔将他们逮捕入狱。克伦威尔是有为人诟病处。他的儿子理察未曾建军功，更缺乏威望和驾驭将领的能力，继任为护国公后才8个月就被迫辞职。护国群龙无首，给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机会。查理一世的长子查理二世流亡海外多年，终被央请回国，恢复大统。

可是如前所叙，强调个人之贤愚不肖，很难将这段历史解释得合理。骤看起来，英国之共和和护国在历史上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克伦威尔之良心自由，普及于教友会和犹太人，却不及于英格兰教会及天主教徒，看来也是不合理。可是历史家平心静气的考虑，则又觉得后者之没有列入一视同仁之内，只因为在独立派看来他们自己坚持为国教或唯一之真理，蔑视其他人为邪教，自己起先就不赞成一视同仁。有了克伦威尔的宗教政策，再加上他的军事统制，17世纪的英国才能自一个中世纪的国家，凡事概以抽象的教条主义统治之方式，进入对真人实事负责之形态。历史家无法替护国公或篡位者克伦威尔一一解说，况且他之所行，不一定是他之所知（所以他动称天命）。只是在研究资本主义在17世纪英国展开的程序上讲，以陆军少将代替主教和大主教，唯物主义的气氛浓厚，即算军事统治不符人望，也没有产生反动的效果，仍不失为一种大胆的尝试。克伦威尔专政时期，有将一个新兴现代国家的侵略性格向外发扬到极端的形势。这9年之间，英国几乎无时不在征战之中。克伦威尔自己带兵讨伐爱尔兰和苏格兰。海军则因搜查荷兰的船只与荷兰交战，又攻占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另外复与瑞典、法国和葡萄牙作战，每次都以签订有利之条约才作罢。1651年的航海法案（Navigation　Act）规定英国的对外贸易货物必用英国或对方的船舶载运之原则，不许第三国之商船从中谋利，也是与荷兰交战的原因之一。在共和与护国将英国海军的地位推到极峰。

读者必须注意马克思、恩格斯、宋巴特和陶尼都视远洋贸易为推进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一（马、恩称“资本家时代”＇capi…talist　era＇）。在初期聚集资本的时候，商业资本必较工业资本为优先。而迄至克伦威尔时代，英国仍是一个农重于商的国家，这些条件奠定了克伦威尔在划时代的转变中创造突破环境（breakthrough）的功绩，也使日后英国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克伦威尔与荷兰作战时，他仍以上帝之使命作他行动和思想的根据，而有意将两国合并为一。

从表面上看，1660年查理二世之复辟，是对清教徒革命的一种反动。斯图亚特王朝既恢复它的政治威权，英格兰教会也重新掌握了宗教上的独一地位。可是实际上的发展并未如此顺利。查理二世恢复的不是伊莉莎白式的王位，而是立宪君主制的王位，并且对教会也“不能完全革除清教运动的潜在意识”。查理二世在位的25年，也可以视作一段“司法改革”的时期。

查理尚在荷兰等待回国之际，即发布所谓“白雷达宣言”（Declaration　of　Breda），说明他登基之后人民仍将享有良心上之自由。他也表示将不念旧恶，除了议会提出内战弑君的罪犯之外，他准备一切赦免。后来约50人被检举，只有13人判死刑。地产在动乱期间易手的复原办法，也由议会制定。原则上前保皇党之地产由原有人申诉取回。但是因筹备罚款不及，仓皇出卖的，则其成交依然算数。所以查理实际上仍承袭不少克伦威尔时期的作为。

查理二世热衷娱乐与竞技，尤其喜爱赛马，曾自任骑师参与竞赛，也拥有不少情妇，以风流出名，称“快活国王”（merrymonarch）。宗教上他属于自然神派（deism），相信上帝创造宇宙之后即不再过问世事。但他从未表明这种态度，世人也无从了解。只因他饱经忧患，养成若干玩世不恭的态度，也能守口如瓶，因此除了一个花花公子之外表，历史家还无法确断他的真性格。他对信教自由的承诺并未兑现。议会仍通过法案，惩罚不照英格兰教会的方式做礼拜的教徒。以后又禁止不奉国教的人士就任各种公私职务，牧师的行止也受检束。又规定伦敦、牛津与剑桥三处之外，不能印刷书籍文件。

国王与议会之融合，只维持了短时间，以后即因对教会的事宜、外交政策和财政问题发生冲突。国王也屡次解散议会。可是查理二世遭遇与查理一世遭遇的困难表面相似，内中有实质上的差别。例如，国王不同意英格兰教会歧视其他宗派。颁发“信教自由令”（indulgence），赦免不奉国教的教徒，包括天主教徒。议会则于国王对外作战而需要征税筹饷之际，强迫国王收回前令，还通过“宣誓法案”（Test　Act），强迫文武官员宣誓信奉英格兰教会及其崇拜仪式，不遵行的即行革职。

查理在位期间与荷兰作战两次（史称第二次及第三次英荷战役，以区别于克伦威尔之第一次英荷战役）。这些战事愈发显现欧洲近代国家的真性格。第二次英荷战役发生于1664年底，持续两年半。英国派出战船160艘，装炮5000尊，海军23000人。交战时双方死伤损失严重。英国议会批准战费250万镑，是前所未闻的大数目，原拟作三年开销，而实际上一年即已用罄。再加以作战期间英国瘟疫流行，1666年9月伦敦又发生大火，延烧五日。在这种情形之下，商业萎缩，而截获荷兰船货的目的也未能如愿，人民之失望可知。战后荷兰割其在北美洲据有的新尼德兰（New　herlands）给英国，包括今日之纽约市及纽约州，当时的观察者很难预料此举在以后历史上的重大影响。经过这番战役，两方在国际上的地位从此固定。第三次英荷战役虽也有剧烈战斗，却无第二次战役的深远历史意义。

查理二世认为外交纯系国王之特权。而实际上，议会代表的意见五花八门，也无从采择众议。这时候他的表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正向北扩张领域，左右如意，掌握的钱财又多，查理和

他订立密约。英国国王首先答应对荷作战（第三次英荷战役），次之更将英国改为天主教国，一俟时机成熟，就公布执行。在这种条件之下，他前后私自接受法国国王的馈赠。其实他所得至微（每年10多万镑），所冒风险则至大。此时想把英国改成天主教的国家，实在不可思议，所以至今历史家仍在猜测查理的真动机。

快活国王于1685年2月去世。他这时已秘密接受了天主教，临终时也由神父施行天主教徐油膏的仪节。王位则传给三弟詹姆士二世。詹姆士是众所周知的天主教徒。过去好几年，不少政客和社会上领导的人物想阻止他来继承王位，希望查理的新教信徒私生子（有人说查理逃难时曾和此子的母亲结婚，否认他系私生）蒙茅兹公爵（Duke　of　Monmouth）继承大统。为了这一争端，还曾发生一连串阴谋与命案，好几位知名之士在疑案中牺牲。查理去世前夕，舆情发觉继承争夺一事已被渲染过度而应当稍为收敛，所以詹姆士在1685年登基时没有受到阻碍，泰半由政治风气好转之故。

詹姆士过去曾率领舰队对荷兰作战，以英勇著名，这时候他申明无意于专制威权而决心遵守现行法律，于是众心欢悦，议会也通过他需要的经费。蒙茅兹的叛变亦迅速削平。詹姆士踌躇满志的时候，刚愎自用，缺乏耐性的真性格至此表现出来。防制政府任意逮捕人民的人身保护法案（Habeas　Corpus　Act），在查理二世末年通过成为法律，新国王则有意将之废除。议会不合作，他则将之解散。最大的问题则是詹姆士滥用豁免权（dispensing　power）废除宣誓法案。国王本来有豁免权，可以施用于一人一时一事。詹姆士则将此权力置于信教自由令内颁布，广泛的使不奉英格兰教会膜拜仪式的人，立时释去法律上的限制。在我们今日看来，这种举动良堪钦佩。可是在17世纪，清教徒与主教团争斗的记忆犹新，国王这种举动只使才稍平静的波澜再被掀起。并且他用这种办法来提高天主教徒的地位，更使新教教徒在彼此龃龉冲突之中产生一种外来威胁之感。詹姆士以天主教徒为爱尔兰总督和海军总司令。另外一个不奉英格兰教会崇拜仪式之人物则任伦敦塔（Tower　of　London）总管，掌握着监狱和兵器。因为商业之展开，国王之税收也有扩充。詹姆士即用这笔财源支持常备军30000人。对反对派来说，这更是一重威胁。

詹姆士有女二人，都信奉新教，长女玛丽嫁于荷兰国家总督（详第三章）威廉三世，威廉的母亲则是被弑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之女。因之威廉与玛丽都有继承英国王位之可能。1588年英国反对国王之人士邀请威廉来此邦干政。所以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即始于女婿推翻岳翁，也是外甥清算舅父。威廉率兵15000在英国西南端登陆，英军无意抵抗，詹姆士在年底之前仓皇出走，从此流寓海外。1689年初，议会公布国王自动退位，威廉与玛丽为继任之国王与王后。

詹姆士出走之前，众叛亲离。邱吉尔之祖先约翰·；邱吉尔年幼时为詹姆士的侍从，因国王一手提拔，壮年建立军功，这时候也归附威廉。国王之次女，则从父亲的势力范围内自动逃入姊夫所占领的地区。国王之出走，经过两次，第一次他已化装乘小船准备出海，但是潮水不济，被沿海渔人拥送登岸回伦敦。他再次出走前夕，宫殿已在威廉之荷兰部队看管之下。最后他乘小渔船出海，曾在港口逗留6日，却没有人留难他。

这些琐碎情事，与资本主义之发展有何关系？

它们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这些事迹证明英国已无法滞留为一个朝代国家，詹姆士在两次出走之间回伦敦，使效忠于他的义务人士感到窘迫。如果国王不决心自动退位，而准备决最后之一战，则他们也不能置身事外，因为非如此则对传统的忠君观念无所交代。但这些人却又无意于国王回宫之日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效命勤王。原因是英国已慢慢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他们在情绪上和伦理上都已丧失仿效46年前他们的祖先毁家纾难去追随查理一世的壮志与赤心。这当中的不同，并不是全由资本主义之展开，却又不能与资本主义之展开无关。

事实上，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在位期间，英国的政党已开始崭露头角。初时并没有明确的政党宗旨，也没有确定党员的资格与出身，或者表扬他们的权力与义务，而且最初“党”之一字，也真像在中国传统政治里一样，“小人有党”，纯粹是骂人的名词。当时既有一些朝臣政客社会名流经常聚首，对一人一时一事有了逐渐较规律的看法，反对他们的人则以党称之。起先，查理末年准备在议会通过法案，不让詹姆士嗣位者，称为辉格党（Whigs）。而维护詹姆士支持国王及教会传统体制者为托利党（Tories）。1688年之革命固然以辉格党为主体，也有托利党人士支持，才能产生一种不流血的革命。1689年以后辉格党更采取主动，在各地区市镇分别增强其实力。时间愈进展，两党的性格愈趋显明。辉格党代表大地主及新兴商业之利益，托利党代表各处乡绅及英格兰教会之利益。前者以伦敦为中心，后者较具内地色彩。再经过几度沧桑，前者成为自由党，后者演化而成保守党。

为什么半个世纪之前类似之争执会演成兵戈相见，而且参加战役的主要人物如克伦威尔最初还不知所为何来，而半个世纪之后，则可以化干戈为玉帛，虽说最先仍掺杂了不少暗杀和疑案的成分，以后才能奠定而为政党政治？

本书已前后约略的讲到社会在大动乱之后变质，现在我们提出历史上的事例作为证据之前，先勾画一个理论上的轮廓：

大凡任何宗教，对个人的经济生活都有一种收束紧缩的作用，如摩西十诫。社会愈单纯，其警戒检束的作用愈直接而有效。陶尼曾说：

一个以农民组成的社会，其宗教可能单纯一致，因

为它的经济安排简单雷同，它已经有了一个单纯一致

的形态。一个多面的商业社会则需要能向不同的源流

之中吸收各种因素。这些不同的因素同时也需要自由

的朝它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发展—；—；在这时期之中（他

说的是17世纪的英国）其发展也就是维持它们的宗教

方式。倘非如此，这社会就无法避免经常的摩擦与障

碍。

既然如此，大主教劳德等早应该适应潮流，对信教自由让步。为什么又有他们的阻挠，使历史的展开延迟了约近50年？

这一方面固然由于劳德等缺乏眼光，另一方面，则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客观条件使他们仍旧坚持旧时代的体制。我们再看布罗代尔所说的话：“任何一个古代结构组成的社会一开金钱使用之门，就会失去已经获得的平衡。迄今没有合适掌握着的力量就会被放纵，新的交换方式，对少数的人有利，对其他的否定，使各种事物处于混淆状态。”

我们综合这两种观点，即可以看出旧社会拒绝改造，大部分是由于内部之因素不能公平而合理的与外界新因素自由互动（金钱总是交换之媒介）。这种缺乏互动（interchangeability）。的弱点迫使它用宗教的名义，施展一种对经济生活紧束性的限制，构成对本身的掩护。因为它借道德上最高的和最后的名义作主，不容辩驳。只要能达到抗拒新经济力量于门外之目的，这种自卫的手段不一定要彰明较著。对命定论作不同的解释，或强迫荷兰工人到英国教堂做礼拜，又像荷兰的教堂一度拒绝供给放贷者圣餐，或不给予他们大学学位（详第三章），都可收同样的功效。总之，这些因素与趋向出入于是非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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