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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1页）

还只能是在整风学习中一面反省、一面探索。创作和演出大众化的作品，挖掘和运用民间已有的文艺形式，吸引更广泛的群众参加文娱活动，成为文艺家们的第一步追求。

1942年9月，延安文化俱乐部建筑街头艺术台，举办“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三种大型墙报，分别由张仃、艾青、鲁黎等负责编辑。音乐界也提出要使音乐活动“走向街头，面向工农兵”。10月，延安诗界举办诗歌大众化座谈会，提出由创作“大众化”的诗到创作思想感情语言都同于工农兵的“大众的诗”，以至帮助大众诗人创作“大众自己的诗”的主张。这些活动和主张都表明了文艺家们对贯彻文艺座谈会精神的积极态度。到1943年春节期间便出现了大规模的、为陕北人民喜闻乐见的“秧歌运动”。首先是鲁艺的秧歌队扭遍整个延安城，并演出街头秧歌剧《兄妹开荒》等，得到延安人民的欢迎。毛主席称赞他们已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之后，秧歌运动在延安普遍展开，由鲁艺而各剧团、各机关学校；又由延安而陕甘宁边区，由陕甘宁边区而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扭秧歌和演秧歌剧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喜爱和积极参加的艺术形式。

毛主席对大众化的秧歌运动极为重视。在1944年3月召开的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他特别称赞了秧歌剧所起到的教育作用，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早几年那种大戏、小说，为什么不能发生这样的力量呢？因此它没有反映边区的经济、政治，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慢慢的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有广大的群众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群众，真正的反映经济、政治，这就能够有指导作用。”他要求多组织秧歌队，一个区至少搞一个。恰在这时，艾青根据他在中央党校领导秧歌队的体会写了《秧歌剧的形式》一文，对如何创作秧歌剧的许多问题都作了论述。他认为：秧歌剧所以能够很快的发展，主要是因为它体现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与群众结合，内容表现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形式为群众所熟悉所欢迎。毛主席看到这篇文章非常高兴。5月，他专门写了一封信，赞扬文章“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几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建议除在报上发表外，还可印成小册子，以起“教本的作用”。他还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艾青遵照毛主席的意见，对文章作了一些改动，不久，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后又出版了小册子。

第三部分第67节　胡乔木回忆整风运动（5）

1943年3月，延安整顿三风学习基本结束，文艺界很快掀起下乡运动。此前，一些作家已开始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接近群众，创作反映工农兵形象的作品。1943年2月，文化界二百余人举行欢迎边区劳动英雄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表示接受劳动英雄们要他们“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的意见。同月，艾青创作了长诗《吴满有》。他把诗稿首先念给吴满有听，征求吴本人的意见，直到吴满有表示没有意见为止。艾青由于写了这样一些优秀作品，后来被评为边区甲等模范工作者。青年木刻家古元，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创作了大量反映陕北农村生活的作品。他的木刻拿到大后方展出，引起了重庆文化界的轰动。

3月10日，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动员文艺界下乡。凯丰、陈云、刘少奇、博古等领导人都在会上讲了话。其中尤以陈云同志关于“文化人是以什么资格作党员的”讲话，给作家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陈云同志指出：绝不应抱着“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的态度，而应树立首先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分工”的观念，一不要特殊，二不要自大。

这次动员会后，作家们纷纷发表文章和谈话，拥护党中央的号召，并很快见诸行动。延安各剧团也几乎全部下乡巡回演出。这是延安文艺界的一个重大的举动，在中国文艺运动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的广阔的生活天地，给作家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使解放区的文学艺术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毛主席以欣喜的心情注视着作家们在新的创作道路上取得的每一个成就。

1944年初，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毛主席观看后很快写信向他们“致谢”，如大家所知道的，赞扬他们把“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打破了旧戏舞台上把人民当成“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的局面，使“旧剧开了新生面”。他把这一工作同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的工作相提并论，说这“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

同年6月，丁玲、欧阳山尊在参加边区合作会议后，分别写了《田保霖》和《活在新社会里》。因为作品描写了新人新事（两文的主人公田保霖和刘建章都是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表明了作者在投入新的斗争生活后取得的进步，所以毛主席极感快慰，专门派人送信给丁玲、欧阳山尊。信中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毛主席不止一次表扬丁玲，说她下乡，到群众中去，写出了好的文章和小说。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毛主席的讲话，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界也发生了很大影响。1943年3月15日，《新华日报》正式刊登了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和毛主席发表讲话的消息。1944年1月1日，《新华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以摘录和摘要的形式刊登了讲话的主要内容。4月，林伯渠同志作为中共代表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何其芳、刘白羽同志奉命随同前往，作大后方文艺调查工作，并负责向那里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介绍座谈会和整风情况。他们遵照恩来同志的安排，到重庆后首先找到郭沫若同志作了详细介绍，然后由郭出面召集座谈会，介绍和学习《讲话》内容。郭沫若、茅盾、夏衍等都发表文章或谈话，畅叙体会，表示共鸣。郭沫若连续以《一切为了人民》、《向人民大众学习》、《走向人民文艺》等为题，发表多篇文章，号召进步作家“努力接近人民大众，了解他们的生活、希望、言语、习惯，一切喜怒哀乐的外形和内心，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复到人民的主位”。夏衍对延安的秧歌剧十分赞赏，他认为三十年来的话剧历史，就是“三十年城市小市民的话剧历史”，只有在延安，文化才走上了“重点放在最大多数的工农之上”的道路，“这不单是现阶段文化文艺工作的正确指标，而且也是有了三十年历史的新文化运动划时代的转变，与最正确的解决”。

《讲话》也在世界各国受到众多进步作家、评论家的热情肯定和高度评价。1945年12月有了《讲话》的朝鲜文本，这是最早的外国文译本，几十年来已有五大洲几十个国家把它译成本国文字出版。

历史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五十年来中国文学艺术的整个历程与毛主席的讲话密切相关。《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种谷记》、《高干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原动力》……，这一部部为人熟知的作品的名字和全国解放后众多的优秀文艺作品的问世以及它们创作的过程，说明了《讲话》对中国文艺事业的伟大推动作用。

《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期间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文学事业的发展，而且我们在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讲话》主要有这样两个基本点：一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二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这两个基本点上，《讲话》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

当然，对《讲话》也不能搞“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那一套，因为《讲话》也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必然带有其历史局限的一面。对此，应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

《讲话》正式发表后不久，毛主席说：郭沫若和茅盾发表意见了，郭说：“凡是有经有权”。毛主席很欣赏这个说法，认为是得到了一个知音。“有经有权”，即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毛主席之所以欣赏这个说法，大概是他也确实认为他的讲话有些是经常的道理，普遍的规律，有些则是适应一定环境和条件的权宜之计。

比如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这是普遍的原则。但具体到一个专门家来说，如何贯彻这一原则呢？当时毛主席要求专门家去注意“群众的墙报”、“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和“小剧团”、“群众的歌唱”、“群众的美术”，要像“高尔基在主编工厂史，在指导农村通讯，在指导十几岁的儿童”一样（按：这一句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删掉了），帮助与指导普及工作者，并向他们学习，从他们那里吸收群众的营养，来充实丰富自己。这种要求，在当时战争和农村的环境下，为了纠正文艺家们一个时期内比较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是有其合理性、必要性的；但这种要求从来没有贯彻过，也不可能做到。如果文艺家们都这样去做，就无法从事自己的创作了。艾青同志可以写出《秧歌剧的形式》的文章，但他不可能具体地去修改民间秧歌剧。再如，作家必须深入生活，这是普遍的规律，但要求每个作家都长期地下厂、下乡、下部队，也是不可能的。1944年春，毛主席提出“要搞七千知识分子下去”，“甚至可以把整个延大、整个行政学院解散下乡”，搞“放假旅行，真正学习本领”。这当然更是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权宜之计了。

五十年后的今天重读《讲话》，它的深刻的思想性和说理性，仍使我们每一个相信真理的人感到折服。它的具有普遍真理性的基本内容，将使我们长久地受到教益。

（摘自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第三部分第68节　胡乔木回忆“七大”（1）

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毛主席倡导成立高级组和中级组，花了很大精力领导全党的高、中级干部集中学习六大以来的重要文件，研究党的历史，检讨过去中央领导的路线是非。同时从1942年2月开始全党性的整风学习运动，来提高广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后来，随着《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内重要文件汇集在1941年底、1942年冬和1943年冬先后编出，特别是通过1943年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入地检讨了党的历史问题，广大高级干部认清了路线是非，党中央认为，重新起草历史决议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经过两年多的整风学习，再回头来看1941年秋起草《历史草案》，它在某些方面的内容和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显然需要充实和修正。例如它对四中全会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了解还不完整，认为四中全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这就反映了当时认识上的局限性。

重新起草历史决议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一是《历史草案》可作基础，它的许多重要内容和思想观点可以吸收；二是毛主席1944年3月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路线学习的六条意见，以及他在4月12日和5月20日的报告——《学习与时局》，可以成为起草历史决议的重要指导原则；三是“七大”召开在即，许多代表和高级干部聚集延安，还可以继续深入讨论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并就历史决议提出修改意见。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同志负责召集，成员有少奇、康生、恩来、洛甫、彭真、高岗。5月19日又增加博古为成员。弼时同志作为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负责主持历史决议的起草。他本人不但参加了决议草案的起草和修改，还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对历史决议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4年5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7人，各方面负责同志12人。王首道和胡乔木担任这次会议记录。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七大”的召开作准备。重新起草历史决议是全面总结历史经验的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会议进行了11个月（原准备开两个月），是我党历史上时间开的最长的一次会议。全会期间多次召开大会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历史决议草案。

为了使七中全会尽早地讨论历史决议草案，“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立以后，弼时同志很快就投入了决议的起草工作。他在当月写出了第一个稿子，这就是目前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初稿）（一九四四•；五月）》。这个稿子是以《历史草案》为蓝本改写而成的（本来《历史草案》就是最早的历史决议稿，这次重新起草自然要以它为基础），分六个问题：（一）关于四中全会的结论；（二）“左”倾领导路线的错误；（三）“左”倾领导路线的恶果和其思想根源；（四）在错误领导路线下还能获得一些成绩的原因；（五）遵义会议结束了这一错误路线，恢复正确的领导路线；（六）检讨历史的意义和学习党史的重要。虽然这个稿子的基本内容、一些重要思想观点的文字表述都参考了《历史草案》，但是弼时同志还是花了很大气力来起草的。一方面要把两万多字的《历史草案》的精华吸收进来，还需要作提炼和概括；另方面又要反映1943年“九月会议”以来对党史路线问题的新认识，这需要作深入的研究。弼时同志对稿子作了多次修改，能见到的就有三个改稿。第一稿近一万两千字，到第三稿压缩到一万字左右。

比较《历史草案》，弼时同志起草的稿子的新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修改了《历史草案》关于四中全会的评价。根据1943年“九月会议”的精神，弼时同志写道：“四中全会的补选和中央政治局的改组，使教条主义宗派分子能够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获得重要地位，他们与经验主义者相结合，篡夺党的领导，重犯左倾路线错误，使苏维埃运动和白区斗争受到重大的损失。”“七大认为四中全会是没有在党内起积极作用的，而且有许多的缺点与错误，不但没有表示党的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且是阻碍党的进步的。因此七大认为四中全会的决议应加以否定。”二是强调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的作用。弼时同志指出：“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代表的正确路线曾经纠正过立三路线的错误，使红军、苏区不但未因立三路线遭受重大损失，反而获得很多的胜利与发展。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苏区在中央未迁入以前，他曾极力抵抗新立三路线，而且也在实际上纠正过许多错误。”弼时同志还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作了初步概括，指出：“在思想上是以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不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地来对待中国革命运动，在政治上是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而能真正用马列主义的分析方法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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